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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9-1161、夫位益尊,则贱者日隔;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,则爱博而情不专。与陈给事书【唐】韩愈 拼音版
发布日期:2025-04-12 15:20    点击次数:1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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赏析

唐德宗贞元十九年(803 年),关中大地笼罩在一片干旱的阴影下。赤日炎炎,土地龟裂,百姓流离失所,哀嚎遍野。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,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,毅然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。然而,他的这份赤子之心却触怒了权贵,被贬为阳山县令。而与此同时,陈京却因精通礼仪,在皇家祭祀大典上崭露头角,得到皇帝的赏识,从考功员外郎升任给事中,一时风光无限。

这一升一贬,如同命运的恶作剧,将两位曾经志同道合的友人推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。韩愈在偏远的阳山,忍受着孤寂与苦闷,心中却依然怀揣着对仕途的幻想,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朝廷,一展抱负。而陈京则在长安的朝堂上步步高升,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荣耀与满足。

韩愈的《与陈给事书》,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这封信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,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诉说着内心的矛盾与挣扎。信中,韩愈先是述写了与陈京旧时的交往,回忆起曾经的志同道合与惺惺相惜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。韩愈将这种疏远归咎于自己不勤于登门拜访,言辞中充满了自责与悔恨。

“昔者辱赐书及诗,自叙致殷勤之欢。” 开篇的回忆,仿佛将时光拉回到了从前。那时的他们,或许曾在长安的酒肆中畅饮,在书斋里谈诗论道,彼此欣赏,彼此鼓励。然而,如今的陈京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寡言,这让韩愈陷入了迷惘与痛苦之中。

“其后阁下位益尊,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。夫位益尊,则贱者日隔;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,则爱博而情不专。” 韩愈在信中委婉地表达了对陈京态度变化的不满。他明白,随着陈京地位的升迁,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曾经的挚友,如今已如同两条并行的线,虽近在咫尺,却再无交集。

然而,韩愈并没有一味地指责对方,而是将更多的责任归咎于自己。“抑又闻之,古之君子相其君也,一夫不获,则若己推而内之沟中。仆虽不敏,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。” 他用古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,认为自己未能及时向陈京表达关心与问候,是导致关系疏远的主要原因。这种自我贬抑的态度,既体现了韩愈的谦逊,也透露出他在政治漩涡中的无奈与悲哀。

这封信看似只是韩愈与陈京之间的私人信件,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隐喻。在唐代,科举制度虽已兴起,但门阀观念依然根深蒂固。文人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权贵的赏识与提携。韩愈出身贫寒,通过科举考试才得以进入仕途,因此对这种依附关系有着深刻的体会。

信中,韩愈多次提及 “见” 字,从 “见” 说到 “不见”,再从 “不见” 说到 “要见”,仿佛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明。“见” 字在这里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见面,更象征着政治上的机遇与希望。韩愈希望通过这封信,重新获得陈京的赏识与引荐,从而重返朝廷,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

“今则释然悟,翻然悔曰:其邈也,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;其悄也,乃所以示其意也。” 这一段文字,将韩愈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在痛苦中反思,终于明白陈京的冷漠并非不念旧情,而是对自己不勤于联络的抱怨。这种顿悟,既让他感到释然,又让他陷入更深的自责之中。

韩愈与陈京的故事,是晚唐士人的一个缩影。在那个政治动荡、社会变迁的时代,文人的命运往往如浮萍般漂泊不定。他们既渴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,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尊严与理想;既想依附权贵,又难以割舍心中的道德准则。

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。” 韩愈在《马说》中的感慨,同样适用于他与陈京的关系。他将自己比作千里马,渴望得到陈京这位 “伯乐” 的赏识与提携。然而,在晚唐的政治环境中,这样的 “伯乐” 又能有几个呢?

“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悦己者容。” 这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精神追求。韩愈在信中反复强调自己对陈京的敬仰与信任,正是这种精神追求的体现。然而,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,这种纯粹的精神追求往往显得脆弱不堪。

《与陈给事书》虽已历经千年,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与思想依然能引起现代人的共鸣。在当今社会,人际关系的疏离、职场中的依附关系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,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。韩愈的这封信,仿佛一面镜子,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现实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 屈原的这句诗,同样适用于韩愈。在被贬阳山的日子里,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,而是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政治主张。这种执着与坚韧,正是中国文人精神的核心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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